1839年3月9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 在系列举动后，他仅仅收到5箱鸦片。不过，林则徐次日便向朝廷提出一项建议。此后，光是4月3日一天就收到烟土1150箱。截止到4月19日，禁烟工作成效甚佳，共收缴鸦片11700箱；到5月2日，数目更是增加到20283箱。 林则徐那项立竿见影地让烟土上缴得堆积如山的神秘建议，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是“以茶叶换鸦片”——收1箱鸦片，给予茶叶5斤。洋商趋之若鹜，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茶叶在西洋人中的受欢迎程度。 或许因为高估了西洋人对茶叶的依赖程度，“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在《海国图志》里说“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在西人艾略特·宾汉看来睿智、敏锐并知晓“夷情”的朝廷重臣直隶总督琦善与顺天府尹曾望颜，更是认为茶叶和大黄是“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力主通过海禁来断绝与西方的一切贸易往来，将“夷人”“活活憋死”。连1841年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发出的文告，也有着和林则徐致英国女王信函类似的逻辑：“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茶文化研究者周重林与太俊林集中梳理了大量相关史料，以茶叶这一“中国行走世界的通行证”、“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为主线，对晚清历史、经济、社会进行解读。在两位作者看来，“茶运与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因茶叶而起的战争。茶叶输入英国造成英国白银流失，为了扭转这种贸易逆差，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为了保住银子，中国才有了禁烟运动，“茶、银和鸦片的循坏，最终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 在这场战争里，无力还击侵略者的清政府能拿起的武器只有柔软的茶叶，企图通过茶来制衡英国。英国人贩卖的鸦片摧毁了天朝上国，但中国的茶叶却缔造了一个强大的英国，两种物品在两国的不同命运无疑会发人深思。 “以茶制夷”这种看似迂腐的贸易制裁策略，其实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观念与治国思潮，在清代更是已成为朝中权臣、知识界和民间的共识或曰“共误”。在历史上，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得以深入往来，通过贸易、文化等渗透，在心理上获得与中原一直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的认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在明代促成“以茶驭番”的政治策略，中国主导的以茶、瓷和丝为主体的贸易，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华夏贸易圈及朝贡贸易圈。1820年之前，中国依靠茶叶等贸易物品，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欧十几个国家gdp的总和的三倍。明代嘉靖年间俺答汗为了茶叶而发动的数次战事，只不过是1840年战争以及茶叶战术的预演而已。 但就像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当“夷”成为涉洋过海而来的其他人种而非中华文化圈里的藩属，以中国为核心的礼仪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朝贡贸易体系以及亚洲经济圈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落后中国的近代化转型。 两位作者进一步指出，1888年英国的第一次侵藏战争，也与茶叶有关。 茶在唐代传入西藏后，经过寺院的改造与倡导，逐渐成为藏区民众生理与信仰的必需品，这点与茶在汉文化圈的传播有着相似之处——作为特殊礼品的茶，是民族关系中最初、最牢固的物质纽带以及特有的精神符号。西藏与内地、蒙古、锡金的茶交往，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正是因为茶，汉藏人民彼此有了很深的认同感。藏人常常会引用藏族史诗《格萨尔》里的一句话：“汉地的货物运到藏区，是我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号召藏民一起抵制印度茶，也是出于这样的情操。 所以，茶叶不仅仅是文化和经济消费品，还与民生、政治与民族认同有着巨大的关系，丢失茶叶市场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已经在印度开辟了大规模茶园的英国人深知此中要害，趁着自明代以来所构筑的中国茶叶这道无形的长城轰然倒塌之时，企图就近倾销茶叶，通过对茶叶的控制，达到分化西藏、占领西藏的目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及进口货物五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西藏门户洞开，印度茶长驱直入。 到1905年江苏道员郑世磺领人远赴印度、斯里兰卡考察茶业时，中国人已经不得不向印度学习怎么种植茶树、制作茶叶。随着茶在印度的广泛种植，日本茶在国际市场抬头并最后返销中国，中国丧失了贸易以及茶叶的话语权，影响至今。 两位作者一再强调，英国以茶富强，晚清却因茶而走向衰亡。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这样的命题有可能过分夸大了作为单一商品的茶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在重塑世界权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国家政治、经济、历史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两位作者将茶叶比作攻城掠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获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群，让他们一喝就上瘾，不得即病”。他们提出，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的衰落，不在其闭关锁国，也不在其不思进取，而在于茶文明的衰落”，中国经济的衰落与英国在印度茶叶的帮助下的崛起是同步的。 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分析思维有可能犯了后此谬误：仅仅因为某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就想当然地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事实上，作为实体商品和精神符号的茶叶，其兴灭浮沉，恰恰反过来折射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贸易的变迁；而中华茶文明的衰落，其根源正应是衰落晚清的闭关锁国与不思进取。唯有这样思考，才不至于过度解读某些历史细节的意义，不致于选择性地记忆与传承。 其实，作者在书中也曾提到，茶在中国的流行史，与物质文明的发展不可分割。无论是尤金·n·安德森的《中国食物》还是艾伦·麦克法兰的《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都指出了在中国领先世界时，茶叶才开始影响世界文明。 我们举一国之力发展的茶业，居然连英国立顿公司这一个企业都不如；垄断了印度茶叶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我们在叹息之外，更应该看到当中存在着的一连串事件：英国迅速确认了在印度阿萨姆发现的土产茶树，让茶叶不再是中国的独有之物，从根源上掐断茶与中国的关联；英国成立了阿萨姆茶叶公司，在印度广泛培育茶树；英国人加强了对中国茶树、茶种和茶苗的盗窃，并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和寻找茶工；英国对中国茶叶征收35\%的关税，而对印度茶则实施零关税政策；最重要的是，伴随着英帝国对茶叶需求的提升，是国际贸易扩张、海军建设、商业资本、银行和信托系统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发展与完善。 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中骄傲地写道：“大英帝国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但我们应当牢记，在一家公司的超强实力、一种商品的席卷全球背后，是两个帝国的全部往事，是不同制度之间的惨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