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为世界创立了茶学，既繁荣了茶业经济，也积累了丰厚的品饮文化。古代茶书，真实地纪录了我国茶业发展的历程，以及我国茶道、茶礼、茶艺、茶俗等传统文化的形成和演化，凝聚了一代又一代茶人的经验和睿智。其中，唐人陆羽第一次为茶立书《茶经》，他在《茶经》中多处讲述饮茶的功效：“荡昏寐饮之以茶”（“六之饮”），“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一之源”）。但他决不仅仅把茶当作健身益思的饮料，他同时认为在茶的品饮过程中，可以得到身心的愉悦和美的享受。他在“五之煮”中说，煮茶“其第一者为隽永”，又云“至美者，曰隽永。隽，味也。永，长也”。他在描述煮茶中的沫饽变化时，恍若在观赏景色：“华之薄者曰沫，厚者曰饽。细轻者曰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陆羽主张茶艺要美，技术要精。饮茶者在这“精”、“美”之中，陶冶情性，升华品德。他率先提出了饮茶者的道德修养：“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一之源”）倡导以茶养廉，以茶励志。裴汶在《茶述》中又提出茶的“致和”精神：“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唐代诗人对以茶修养身心，颇多感悟、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畅言饮茶七碗的不同感受：先是“喉吻润”、“破孤闷”，益身解忧愁;继而是“搜枯肠”，益思助写作;再是“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心除俗，净化心灵;及至“清风生”，超然物外，达到最高境界。陆龟蒙《煮茶》有“倾余精爽健，忽似氛埃灭”句;钱起《与赵莒茶宴》有“尘心洗尽兴难尽”句;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也有“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之句。
宋代随着茶业的发展和饮茶艺术化的更高推进，对茶文化精神有新的阐发。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云：“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祛襟涤滞，是茶的健身益思之效;致清导和，则是茶的精神净化之功。苏轼采用拟人手法，为茶作一小传《叶嘉传》，颂扬茶的品德：“臣邑人叶嘉，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其志尤淡泊也，尝散其资，拯乡闾之困，人皆德之。”品茶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一种人格的自我完善。
饮茶到了明清，反朴归真，“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契合，为茶人所追寻。朱权在《茶谱》序言中有云：“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云：“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陪清谈而万象惊寒。茶之功大矣。”《茶寮记》作者陆树声认为，茶中三昧，“非眠云趺石人，未易领略”。更有《茶书全集》作者喻政，“不甚嗜茶，而淡远清真，雅合茶理”。许次纾在《茶疏·论客》一节中强调“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开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其实，茶人之相聚，并不在意于嗜茶与不嗜茶，而在意于是否合乎“茶理”。所谓“雅合茶理”，就是追求和谐。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境、茶与水、茶与具、水与火，以及情与理，这相互之间的谐调融和，是茶饮的精义所在。
不管怎么样，陆羽的“精行俭德”，赵佶的“致清导和”，喻政的“淡远清真”，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都体现了中国茶文化的精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