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暑节气，天气很热，同样很热的就是暑期里的“有偿补课”。
态度是明确的：教育部日前出台的《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明确中小学有偿补课六条禁令……
现实却是尴尬的：从中学到小学直至幼儿园，大批学生涌进补习的课堂，“补课”依然是不少机构和老师的生财之道。一个暑假，一些“名师”“挣个四五万元不在话下”……
“小课堂”：很有大市场
“有偿补课”的坏处和主管部门的态度毋庸置疑，清清楚楚。
“有偿补课加剧了应试教育的不良竞争。”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有些教师为了追求名利，本末倒置，把在学校的本职工作当副业，将有偿补课当主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败坏校风校纪。极少数教师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课上不讲课下讲，校内不讲校外讲’的方式，强迫所教学生参加有偿补课，败坏师德。”
问题是，面对国家相关部门划出的条条“红线”、发出的道道“禁令”，有偿补课真的降温了吗？
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部分教师“赚外快”的方式只是“更隐蔽”了。
上海市某示范性高中的一名物理教师告诉记者，学生到老师家补课是“公开的秘密”，暑期是家教旺季，尤其是高二升高三的学生。每次10多个学生上两个小时，一个暑假挣个四五万元不在话下。“万一有人查就让学生统一好口径，说是免费的家教就行。”
越来越多的家长发现，一些所谓“名师”的家教业务极有市场，甚至找熟人托关系才能挤进“小课堂”，有的学校甚至将其视为打造学校教学口碑的途径之一。
互联网上，只要搜索“暑期补课”一词，立刻就会涌现各类补习班课程，其中不乏一线教师的“小课堂”。一位从教20多年、在北京东城区一重点中学教授物理的“郝老师”告诉记者，他已在校外授课五六年了，主要是寒暑假和周末，一节课500元。
“现在教委下了文件，不让在外面带课，我一般不在本区教课，怕万一被查出来很麻烦。我是一对一上门授课，主要是帮孩子提分数。”
北京家长李女士这个暑假给上高一的女儿报了英语（精品课）、物理等好几个补习班。“我们家长也不想补课，花那么多钱，孩子也累，但没办法，别人都开小灶，你不补就落后。”“学校老师比校外老师更了解孩子和教学，肯定要让他们给突击一下，在短期内提高成绩。”
还有一个原因让家长们“不补不放心”。李女士称，有的老师在学校上课时生硬、不耐心，但外面讲课特别热情，像“换了一个人”，有的重点内容也是校内不讲校外讲，目的是博个好口碑能多带学生多赚钱。“一些老师的心思在外面，如果不报课外班，万一错过了重点内容，那对孩子成绩不利”。
“名师”：经济效应十足
一边是禁令，一边却是如火如荼的招生。
“30天提高50分”“期末考飙分”等各培训班广告充斥着网络，幼小衔接、小升初、初升高、中考高考（精品课）冲刺等提分班五花八门，收费项目和套餐均按小时计价，“重点校在职一线教师亲授”的广告比比皆是。
七月的一个周末，上海一家星级宾馆内，一家培训机构就举办了一场“市重点高中招生咨询会”，宣传标语里写着“揭秘自主招生”。现场一个约200人的报告厅挤满了家长和学生，“名校教师”们依次分析了几所重点高中最新的自主招生形势，现场还举行了模拟笔试与公开课。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名校教师”均来自上海多所重点高中，还有了解招生情况的教职人员和区级教研专家，“咨询会就是招生宣讲会，专家就是培训班的老师”。
记者探访一家全国连锁的培训机构教学点发现，授课教师中除个别是大学生外，几乎都是周边中小学的在职教师。一位正进行小班授课的教师告诉记者，他刚从教3年，在附近一公办初中教数学，课余时间来这兼职。
据了解，这类培训机构的各区域教学点几乎都位于学校周边，每个教学点都成立了专门的“教研组”，其中不乏泄题通道，平时小考试题不保密，很容易被个别老师或学校负责人拿来牟利。一知名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课程时就保证，有渠道押对一些学校期中考或月考的题，并表示“跟学校有长期合作”。
那么，一些号称“名师授课”的培训班是否授课的真是“名师”？真能“快速提分”？
业内人士透露，确实有部分中学教研组长、学科带头人或特级教师等替培训班站台，但许多情况下，名师只是挂个名或开学做个讲座，主力师资还是年轻教师为主，有的补课效果并不明显。
家长朱先生上学期给高一的女儿报了一个培训班，3门课一学期总花费近10万元。期中考试和月考一度看到希望，孩子班级排名急速拉升，但期末考试又被“打回原形”。
“降温”：光靠猛药行不行？
据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将在职教师是否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作为年度考核、职务评审、岗位聘用、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实行“一票否决制”，并接受社会监督。然而，在升学率仍是学校命脉、分数仍是升学的硬杠杆下，家长的需求、校方的默许都使得有偿补课难以根除。
一些家长希望，学校能出台奖励机制，激发教师的积极性，让其专心于学校教学。同时，也希望能打破长期以来“唯分数”的考试选拔标准，不要过于看重分数，让学校、老师、家长和孩子都“不需那么累”。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有偿补课难禁的原因一是参与教师众多，导致“法不责众”；二是教师收入不高，学生补课需求旺盛，彼此合拍，学校又不愿为难自己教职工。
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遵民分析，现在考试越来越难，不靠校外补课，学生难以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而没有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落后；另一方面也跟部分地区教师待遇低有关。
“现在的公立学校，一个班最少也有五六十个学生，老师辛辛苦苦干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的工资，我们需要这些额外补贴。”一位西部省份的老师坦言。
吴遵民认为，一味地禁和堵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有偿补课的根源在于考试选拔制度。“我们要考虑如何全面考查学生素质，这样学生就不会为了一张考卷而拼，补课就会降温；如果老师待遇提高了，课堂上就会全心全意教学生，学生也就不会去校外补课了——这些问题不解决，禁和堵的收效甚微。”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认为，应尝试建立有效的协同监管机制，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学生、家长、教育培训机构等利益相关者都纳入对有偿补课的监督管理辐射范围内。“这不仅需要持续治理的力度，更需要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契合度，否则达不到标本兼治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