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科学吗?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使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奖，这个争论不仅没获得答案，反而更激烈了。但是，很多人没看到，在这个话题背后，却是国际医药行业激烈的竞争。中国是个中医药大国，在这个领域应该有天然优势。但是，也许会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在国际中医药产业竞争中，中国却是弱国!当一些人还在质疑中医药的时候，外国人却在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得到我国的民间验方、技术，占为己有。笔者不是这个领域专家，只想就此说一点肤浅的看法。

一、中医药存废之争由来已久

中医药是科学吗?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医药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是科学，那还留着干嘛?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在一些重大疾病改善上，西医医疗的效果确实明显。这对中医药学产生巨大冲击。同时，大量出国留学人员回国，开始崇新排旧，认为新兴的西医淘汰古老的中医是历史必然。这与当时人们对社会历史认识有关。在上个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尤其是当时最流行的进化论的影响。人们认为现代西方的一切都是先进的，古老中国一切都是落后。医药学也是如此。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医药被认为是科学的，废中医，立西医，成了民国政府的国家战略。

       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大力推行西方医学。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12 年11 月颁布“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医学科目48 种，药学科目31 种，均无中医药学内容，完全将中医药学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对此，中医药界为争取教育合法化而不断抗争，各地舆论也反应强烈。尽管如此，1913 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中医药学仍被排斥在国家正规教育之外。1928 年11 月，国民党政府卫生部成立。在1929 年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及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要求在全国禁止中医中药开业，禁止中医办医院、办学校，取缔中医书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此案一出，迅速在全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废止请愿运动。虽然提案没有被接受，但国民党政府反中医药的基本政策却没有改变。

       1933 年6 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委员石瑛等人提出制订《中医条例》（草案）。但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却反对该提案，认为“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致使该提案被压制两年之久。直到1935 年，经过冯玉祥等人的再次呼吁，《中医条例》才于1936 年1 月颁布。但是，《中医条例》中仍然存在许多歧视、排斥中医药的内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医药的发展问题。抗战胜利后，在抗战中曾发挥巨大作用的中医药学受压迫的状况仍无改观。[①]

       可以说，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在医药卫生发展中，都实行一条“全盘西化”的政策，认为中医药是非科学的，要废除中医药学。中医药处于受歧视和受排斥的地位。

       中医药重新受到重视，并发展壮大，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在这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话、批示，提出要重视中医，发展中医。

       当我们还在争论中医药是否是科学的时候，激烈的产业竞争正在进行！

       1954 年4 月21 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并对以下内容进行了修改：在指示草案的“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中的“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中去，更好地为改善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一句中的“医学”之后，加上“科学”二字，在“改善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在“依靠中西医合作，根据中医实际应用的经验，进行一种谨慎的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加上“和说服教育工作”;在“将中医团结起来，安定下来，把他们现有经验保存下来 ”这段话中的“现有经验”改为“现有的合理经验”。

       在这里，毛泽东实际提出了中医药发展的大三基本原则。第一，发展中医药事业要立足国情，从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坚持科学、客观的态度，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第二，发展中医药事业要辩证地处理好与西医的关系，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原则，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第三，发展中医药事业要走健康、持续、可发展的道路。[②]

       新中国发展中医药，是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经验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弱胜强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来到贫困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他们更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根据地经常被强大的敌人围困、封锁。缺医少药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中国共产党更能利用中国传统医药，利用各种中草药，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医疗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了解中医药在中国农村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医是科学吗？

这得先说什么是科学。

先举一个例子。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是非常抽象的理论物理学，很多结论对普通人来说，都是玄而又玄，超乎想象，如时空弯曲、黑洞、钟慢尺缩等等。但是，即使这样，广义相对论还是要经过经验验证。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处于时空中的物质能够影响其周围时空几何。粗略地说，就是当光在经过质量巨大的星球时，光会发生弯曲。这样的天体物理学难以验证。后来，英国著名科学家亚瑟·爱丁顿爵士设计了一个实验。在日全食的情况下，能够观测到星星。如果按照正常，这个星星应该出现在天空某位置。而如果爱因斯坦的理论是正确的，那这颗星星的光经过太阳时，就应该出现在稍微偏离一点的位置。因为光线在太阳的作用下，发生一定弯曲。为此，亚瑟·爱丁顿爵士率领探险队，专门来到非洲的普林西比岛观测。最后确证观测结果与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完全相符，从而证明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

       在一定意义上，科学无非就是各种人类经验，从经验中抽象出理论，形成一个体系，进而解释预测各种现象。根据这些解释预测，进行实验，或者实践，如果结果符合理论预期，这就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是科学。科学不等于绝对正确，它是可以修正，不断深入研究的。但总之，要在实践中经得住经验检验。

       从这个角度说，中医也是科学。中医是从人们治病的经验开始，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理论，又见诸于医疗实践，治病救人，流传积累几千年，怎么能不是科学?

       当我们还在争论中医药是否是科学的时候，激烈的产业竞争正在进行！

       但是，还要看到，中医药确实有它的不足。

       简单的说，现代科学是与现代大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医学，而中医药是与农业相联系的医学。

       现代科学不是简单的由一些科学家进行研究，获得正确的认识。现代科学是与现代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因此，不管是什么样的科学，都要求实证，要求能被经验证明。科学的概念都能转化为一定的操作。更重要的是，这个操作是客观的，精确的，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可以重复的。

       至于具体的科学，那就更毋庸置疑，都必须经过实验验证。而且理论必须能解释现象，能在给定一定条件的基础上，能够准确预测结果。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重复的。实证性、可预测性、可重复性、精确性，所有这些都与工业大规模生产相联系。实验室里的科学实验，最终都能转化为现代大工业生产，而且，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开发出各种产品，进行大规模生产。

       我国的传统中医药是与农业社会和手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因此，中医药具有模糊性，就是不精确。它具有经验性，就是来自于经验，有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时医药的效果是存在的，解释却是错误的，甚至荒谬的。这也导致中医具有很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特征。

这里，列举两个例子。

       苏轼在《东坡志林》记载，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柂牙（舵的把手处）为柂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

清朝名医叶天士也有类似记载。据说他的邻居的一个妇人难产，别的医生已经处好了药方。她的丈夫拿着处方来问叶天士，叶天士在处方上加一片梧桐叶做引子，婴儿立刻就产下来了。后来有人也仿效叶天士在催产方上加梧桐叶。叶天士笑着说：“医者，意也”。“ 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

这两则广为传说的故事，都是谈中医“以意用药”。但是，这种用药，在现代科学看来，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因果关系都是臆测。没有药学原理。明显属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医生用药，完全凭借经验积累，有很大的随意性。

中医药的这种特征，如果是经验丰富的名医，就有可能医技神乎其神。如果碰到庸医，就可能变成胡说八道，骗钱害命。经过现代科学培训的人，自然无法容忍这种模糊性、经验性和随意性。因此，当人们以现代科学的标准看待中医药时，中医药确实存在不足。但是，还要看到，中医药积累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医药经验和智慧，有它独特理论和技法，不能因为这些不足看不到中医的价值。把中医神乎其神是错的，把中医简单地认为是伪科学，也是错误的。

三、中草药在发达国家越来越被重视

就在国内还在争论纠结于中医药是否是科学的时候，中草药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被接受，并且有越来越热的趋势。

当我们还在争论中医药是否是科学的时候，激烈的产业竞争正在进行！

1998年，美国大型制药厂和消费品制造商就已经推出用中草药制成的补剂。中草药补剂不但已打人美国主流药业, 且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美国人开始注重养生，注意预防疾病。他们对美国传统的医疗制度不满，转而求助于中草药，需求日渐增多。此外，美国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放宽管制中草药制品等的健康食品, 使制药商乐于投资开发中草药补剂, 零售商也乐于推销。据统计， 美国中草药补剂零售额1997年已经达到3 6 亿美元, 增幅为18 %。如国从1 9 9 4 年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放宽管制算起, 零售额增幅高达到75%。增长快速，前景广阔。[③]

1999年末，美国《时代》把“ 中草药流行美国” 作为封面主题，并以1 2 页的篇幅介绍中草药。1999年，美国用于治病的中草药营业额达到37亿美元, 用于食品增补剂的消费额高达80 亿美元, 也就是说, 中草药制品在美国的年销售额达到1 2 0 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每年仍以1 0 %的速度在增长。 美国人在当年已经开始办起了中草药生产工厂, 以中草药为原料生产片药、丸药、胶囊、酊草药茶、口服液等，年销售额也达到3 0 亿美元。而美国中草药进口的市场潜力达到年均6 亿美元。在这时，美国已经出现中草药产品网购。2000年，《美国医学会学报》年初以整版篇幅对中草药开展讨论。[④]

德国是在西欧国家中使用中草药最多的国家。在2000年时，中草药占领了德国和欧盟7 0 %的市场, 服用中草药的德国人就已经超过5 8 %。在德国的任何一家药店里，都可以买到中草药。由于担心现代制药的副作用，中草药在英国和法国也越来越受到欢迎。

早在2000年，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时全世界有40亿人服用中草药。世界卫生组织就认为，中草药的开发利用在未来的1 0 年内将在世界上全面兴起。

四、中医药本来是中国医药竞争的天然优势，但中国却成了中医药弱国

医药行业涉及国计民生，是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也是国际产业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自然要在医药产业竞争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在西医药领域内，中国医药要面临残酷的竞争。

就现代医药来说，医药研发高风险、高投入，从合成新药分子到实验室动物实验，再到临床试验、最后上市，平均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投入金钱都要以亿美元来计算。一旦新药上市，价格昂贵。在专利保护期，国际医药巨头就能以超出成本十倍甚至百倍的方式定价获得巨额垄断利润，直到专利保护期结束，其他公司才能够模仿。这时，价格和利润均急剧下跌。即使这样，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药物仿制能力，药品的价格仍旧会很高。现在，一些国际医药巨头也在尽量减少投入，变相维持垄断。近十几年来，美国FDA批准的大多数“新药”，其实不过是旧有药物的微小改良版。制药业巨头热衷于研发这类药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结构类似的新分子实体替代专利已经过期的新药（本质上，化学药物都可以视为分子实体），以维持超额利润。[⑤]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西药生产多仿制，少开发。由于我国有强大的仿制能力，能够生产专利保护期结束的药品，我国很多西药才能价格低廉。但要更大幅度上降低医疗费用，就必须打破国际医药巨头垄断，必须加强创新，自主研发新药。这个必须要做，但难度很大。

国际医药产业竞争有如打仗，你有你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

按照常理来说，在我国医药产业和国际医药巨头竞争中，中医药是我国的天然优势，不管是从医药来源、验方，还是中医人才，那都是外国医药公司无法比拟的。

但是，就在这个中国本该占优势的传统医药领域，在国际市场上，中医药产业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强大，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

当我们还在争论中医药是否是科学的时候，激烈的产业竞争正在进行！

2010年，中国中医药学者陈勇来到美国，面对美国的中草药市场既兴奋又痛心。兴奋的是，看见美国有机食品专卖店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中草药制剂。比如，美国人喜欢羚翘解毒丸，认为它既能减轻咳嗽，又给咽喉带来一阵清凉舒服的快感，称之为“中国巧克力”。可以说，中草药发展大有希望。痛心的是，在琳琅满目的中草药制剂中，在中医药的传统领域，大多是欧美制造。比如美国加州宝宝公司以金盏菊、金银花、仙人掌为原料生产的纯中药软膏，改善婴儿皮疹改善非常好;瑞士一家公司生产的纯中药眼药水改善红眼病点几次就痊愈了;德国生产的纯中药喷剂改善鼻炎一喷立即见效。但是，这里很少看见有中国制造的重要产品。[⑥]

更严峻的是，日、韩、美、欧等企业利用中国古方，造出了质量更佳的“洋中药”，占据国际市场，冲击中国国内市场。

2004年，陕西省科学院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当年，“洋中药” 已占了20 %的国内市场, 而且这个比例还有扩大的趋势。陕西省中药材协会提供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003 年，我国中药出口突破7 亿美元大关，较前些年有了较大增长。但是，日本某公司利用中国的六神丸古方，稍加改造，改名为“救心丸”，行销世界各地, 年销售额达1 亿美元。韩国仅“高丽参” 一项出口就相当于我国全部中药材出口额的50 %，且其价格比我国人参高出10 倍左右。当年中成药国际市场的销售额每年约160 亿美元, 其中日本占到了80 %, 韩国占10 %, 而中国只占5 %左右。

但是，国外企业所用中药原材料八成来自中国。[⑦]在全球中医药产业中，中国实际成了中草药原材料出口国。

2013年，我国全年中药类产品出口额将达30 亿美元。虽然每年增长较快。但是，在中药类产品中，植物提取物占据中药类产品出口比例最大，有时达一半以上。2010 年植物提取物出口额达8.2 亿美元，2011 年植物提取物出口额突破10 亿美元大关。2012 年植物提取物外贸增幅明显放缓，出口额为11.6 亿美元。很明显，这种提取物实际是中药材的初级加工。如果草药初级加工在出口中占据比重较大，实际上说明我国中成药的研发和制作还是处于劣势。

当人们为屠呦呦先生获奖而激动的时候，很多人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中国还没有专利制度。屠呦呦先生以及其所在研究院，没有申请专利。青蒿素作为药品，其巨大的商品价值被外国医药大公司所获取。

当一些人还在热衷于质问中医药是否科学时，“欧美日”中医药技术正在发展，中国的传统优势正在丧失，蕴含着千百年智慧积累的传统中医药宝库潜力未能挖掘，这不值得中国人警醒吗?不值得中国人反思吗?

五、你嗤之以鼻，别人却在“偷宝”

正当某些网络大V对中医药嗤之以鼻时，外国医药公司却早已盯上了“中医秘方”。一些外国公司一方面抢先申请专利，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在中国寻找秘方。多年前，韩国商人就多次找到北京国葆堂王氏脊柱疗法的负责人，要花巨资买疗法的医药配方，被传承人拒绝。韩国商人也曾找到药物火罐第二十二代传人辛仕成，愿意花大价钱买药物火罐的配方。广州某教授研发一皮肤病用药, 被英国一家机构窃走配方, 并在许多国家申请了专利。 被誉为“中华特色药” 的抗癌新药金龙胶囊就是在餐桌上, 在仅有口头协议的前提下, 美国某基因科学家纳达金获得 3 0 0 克半成品，很快研制出有价值的“ 活性成分” [⑧]

当我们还在争论中医药是否是科学的时候，激烈的产业竞争正在进行！

这些外国公司获取中国医药秘方、验方的手法各种各样，有些公司通过在我国成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以商贸活动形式收买已接近技术鉴定的中医药科研成果，然后申请专利;有些外国研究机构，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大肆收集中医药技术情报;还有些外国机构邀请我国医药企业、研究单位赴境外进行合作研究直接获取情报;日韩等国则利用国内一些企业资金上的缺乏，采取合资建厂或技术合作的方式，名正言顺地拥有专利申请权;还有些外商利用国内民间有大量中医秘方、偏方，而处方拥有者又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现状，大量以低价购买，并抢先申请专利。[⑨]

一旦国际医药大公司大量获得中国的古方、验方，再凭借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进行大量研究，用现代的制药工艺进行制作加工。那么，中国医药产业就会优势尽失，中国的医药市场将被这些医药巨头垄断，中国这个中医药发源地，就会变成了他们的加工车间，变成他们的原材料。

六、至少，我们要做到三点

到底该怎么做，中医药领域的专家会有真知灼见，作为外行，笔者觉得至少要到三点：

第一，加强中医药、民族医药的挖掘和保护。

我国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保护包括以下几个层面：加强中国古代医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我国现存民国以前的古代医籍共1万2 千余种，到“1982 ——1990 年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计划”结束，共计划点校、整理近600 种古代医籍。我国未点校的中医古籍数量巨大。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国家应该组织人力物力，进行有计划地点校、整理和研究;加强我国民族医药的古籍整理。我国藏医、苗医等都有悠久的医药传统，对其中有文字记载的典籍应该进行整理、翻译和研究;加强对中医民间验方、秘方的搜集、整理，同时，重视对各民族民间验方和秘方的搜集整理;对濒临失传的一些中医药制作方法和民间疗法，应该作为非物质遗产保护，作为民族医药文化加以保护。

我国中医药保护的重点是民间验方和秘方。民间“验方”也就是常说的“偏方”。其特点是简便实用。外国医药公司以各种手段搜集我国相关资料。民间验方具有经验性，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且只是针对某种病症，且安全性没有检验。我国相关部门应该设立专门部门，进行搜集整理。秘方则是由家族或医药传人保存，秘不示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没有申请专利的秘方不受法律保护。但秘方一旦申请专利，就等于向社会公布，也就无秘密可言。就这个问题。我国政府应该针对中医药的特点，就专利法规、专利审批程序、时间跨度进行相应研究和改进，使其能更大限度地保护中医药秘方。同时，在我国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中，要大力宣传保密意识，并完善相关法律，加强行政保护力度。

第二，加强对重大疑难疾病、慢性病的中医药自主研发。

西药研发投入巨大。我国中医药古方、验方、和秘方，实际上已经经过了长期的时间检验，相当于已经进行了初级的研发和临床试验，为制作现代医药打下来基础，指明了研究方向。我国医药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研发。对于我国中医药发展方向，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要中药西制，从中国传统方剂中提炼西药。一种观点认为要坚持用中医的方法来开发新药。两种观点相持不下。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都可以进行医药开发。在开发资金来源和力量上，并不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因此，对于两种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方向，不必急于结论，而是各自发展，保持相互竞争。在改善重大疾病和慢性病的中医药开发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药物开发的方法。如果是单方，只有一种药物，类似于青蒿素的提炼，那么，很有可能是其中某种物质在起作用，就可以集中力量用现代医学方法提炼研发。如果是复杂的复方，就可以把中医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对药物进行升级，提高药物质量和改善。同时，也可以进行现代医学开发，探索药效否是来自某种化学合成物质。总之，可以实行百花齐放的政策，以竞争促进自主研发。

第三，提高中成药的制造水准，提升市场竞争力。

从国际市场的竞争来看，我国中成药存在以下问题：污染问题，如重金属含量超标、农药化肥污染等;剂量与标示不符。2008 年11 月，检测发现7 种银杏制品中有4 种含量低于标签说明，且最高和最低含量相差高达200 倍;在草药中掺入西药成分。欧美崇尚纯天然，在纯草药加入西药被视为违法;对药物成分相互作用标注不清。[⑩]

因此，我国要制定相应政策，提升中医药质量：在中草药产地要制定相应法律和政策，强化中药材资源保护利用和规范种养，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河流土壤，注重使用天然有机肥料;完善、提升中医药标准体系。尤其是要针对国际市场，建立国际通行的，能被欧美市场认同的中成药标准。在产品标注形式上，要注重科学化和规范化;探索运用现代医药技术，提升中医药制剂工艺，提升中医药质量。加强中医药产业运作模式，使其能够面对市场竞争，运作更灵活，对市场信号反应更敏捷快速。加强监管，严保质量;建立相应的责任源头追究机制。一旦药物发生重大问题，要追究质量监督责任人。

【梁孝，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